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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范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学理论

时间:2019-04-23 13:59 作者:admin 点击:

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现都直接来自经验研究,包括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有了学科标准,对应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世界政治学科,就能更好地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现状与问题,即遗憾、困惑和缺失远远大于所取得的成就。
 
(一)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史、尤其西方政治思想史曾一度是显学,大量的研究力量集中于此。思想史被认为是基础理论研究,即思想和理论的源泉。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研究员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视,他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被认识就简单了。在他看来,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或者思想来源更重要的不是已经发现的思想,而是能否催生新知识、新思想的那些学科和实践知识,比如廉政学的基础理论,不是前人说过什么,而是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相应地,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或者知识来源则是经济学或社会学,也不是前人说过什么。[4]
 
本文认为,即使思想史是一种智慧的来源,在学科意义上,至多是一种途径,且不是重要的途径,重要的途径是前述的历史研究所形成的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所形成的世界政治学科。思想史研究可以提供思考的智慧,但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答案,而解释和答案则是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政治学了。
 
即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能提供些智慧,也可能是偏离了原典作家本人思想的智慧。研究者一定要意识到“政治思想史”是专门就思想家关于“政治”的看法之编撰,而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历史语境中的人,其政治观点总是与特定的经济、文化环境分不开,甚至有很多经济思想或其他方面的思想,但是“政治思想史”则是后人对前辈“政治”论述的理解,结果并不必然反映思想家的真正思想,至少可能不是全面的思想。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后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到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之后,人则可能是经济动物。人性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剥离掉社会结构而去汇编政治思想史,结果必然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本来历史上积累下的智识传统则可能助推了观念至上,使社会生活变成了观念的战场,世界政治变成了信仰政治。对照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教训可谓深刻。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国内不少研究者都是沿着本文所说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而进行观念的链接,与其说是在“无问西东”,不如说“不知东西”(即失去了方向)。比如,对历史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就很难理解韦伯在说些什么。从欧洲史、全球史和宗教史的线索看,就应该知道韦伯的“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不成立;不但不成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一部典型的帝国主义作品,一种矮化其他文明体系的主张民族主义的应景之作。[5]
 
事实上,能进行系统的、整全性的观念链接,已经算是上乘研究水平,比如能否对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关键词进行历时性研究而达成整全性的“观念的链接”?能够的话,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成果,比如弗里德尔希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这种研究必然少不了“历史中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在历史中才可能进行好的“观念的链接”。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的一个结果便是聚焦于个别人物研究。既然是个别人物研究,就应该占有该人物的所有作品,比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读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英属印度史》《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绝不是中国大陆流行观念中的密尔,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情愫。更重要的是,密尔在回答他的国家、他的时代的重大问题,虽然富有智慧,但却不一定是真知,这是我们所必须牢记的,不能把所谓的智慧当作真理;智慧有助于读者同情地理解前辈,而真理则是用来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的,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研究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文章简直是莫名其妙,发掘一些人物或人物中的细枝末节,不但没有实践的价值,即使在纯粹的知识意义上,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笔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顾问十多年,对此感受很深,很多文章的题目就让人感叹。我时常想,西方的年轻学者如果博士论文聚焦于王阳明的甚或孔子的A思想、B思想、C思想研究,他还能找到工作吗?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严重地偏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去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去研究政治思想,因此能够被称得上发现性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从而也难以对政治学理论的建构贡献什么。用房宁研究员的话说,“中国政治学大量的研究活动,还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真正能够研究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专业性知识还不多。”[6]只有把中国政治学放在学科范畴内对照,才能理解这个判断并非没有根据。
 
(二)中国政治学有历史社会学研究吗
 
很多学者感叹中国政治学根本谈不上历史社会学研究。因为中国政治学界虽然熟悉“摩尔学派”“梯利学派”,曼的历史社会学,但几乎无人传承其衣钵,因为基于大历史或比较历史的研究,显然比读几本圣贤书更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去做了就会更有学术价值与理论收获。
 
中国历史学有从历史研究中得出以史为鉴的规律性总结,但这显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有点非直接关系的是罗荣渠关于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如果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划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许田波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与国家形成,类似“梯利学派”,即以中国历史来验证“战争制造国家”。赵鼎新以研究大历史见长,提出了“儒法国家”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变迁历程,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笔者10年前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自认为是历史社会学作品。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脉络是制度变迁或国家建设历程的理论化总结,英国、美国在建国历程中以商人集团为核心力量,这一大历史经验必然是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即个人中心主义,其假设就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法国、尤其是德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因为官僚制居主导作用,结果就是德国特色。但后发国家普遍需要的国家中心主义,其假设是国家高于社会,即亚里士多德式命题: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回答后发国家依靠政党建国的大历史,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事实上都是政党建军、建国、建政的历程,这个大历史事实上在理论上就是政党中心主义,其理论假设是谁来组织国家、人民性如何实现等。[7]人民主体性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有代表性政治力量去组织人民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政治力量必然是作为整体性而非部分性的政党,政党是“民本主义”的意义而非英文中部分(Part)的意义。
 
相比较社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没那么强烈,但它是一种更加清晰线索的历史存在,因为社会中心主义刻意抹去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政府的力量,显然具有非历史性。这一刻画历史进程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国家建设”正在受到更多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从人物研究出发去研究“国家建设”这个历史社会学话题,否则就很容易以当下观念、甚至个人研究者的观念套在所研究的人物头上,去裁剪历史,把实实在在的、无比复杂的“国家建设”变成了虚幻的、非历史的意指。历史社会学研究“国家建设”的路径是在比较历史中研究关键点(包括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而得出理论,即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修正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所谓的“施派”就是用研究者的观念去剪裁历史,不喜欢保守的“施派”的自由派切莫走上“施派”的套路,但很难避免,二者在套路上很近似,但都与历史社会学不搭界。
 
综上可见,中国政治学中的历史社会学刚刚起步。没有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就等于没有历史根基,没有历史经验支撑的政治学理论显然是不坚实的,甚至是没有灵魂的辞藻堆砌。这种堪称空白状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历史社会学研究难度太大,周期太长,成本收益上不合算。对此,中国政治学人就得追问自己有无学术使命感了。